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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是发自内心的禁欲主义

2018-01-03 10:42

广东又成“梅毒大省”。据报道,8年来,广东梅毒发病病例每年都以15%- 20%的幅度飙升,截至今年10月份,已经达4万多例。广东省性病防治中心称,广东已成梅毒大省。

据历史记载,梅毒是由哥伦布的水手从拉丁美洲带到欧洲的。梅毒作为哥伦布的“战利品”,却意外地改变欧洲的历史走向。1495年,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(maximilian i)颁布诏书,宣布梅毒是上帝对人类罪恶的惩罚。正是从那时候起,西方禁欲思想开始盛行。韦伯在探讨资本主义的起源时,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是“新教伦理”,而新教伦理的核心,正是发自内心的禁欲主义,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不间断地勤奋工作,节制,不计较成败。

美国学者桑塔格写过一本书叫《疾病的隐喻》,他说道,“在现代政治话语中,疾病隐喻的夸张透露出一种惩罚性的观念:这并不是说疾病是一种惩罚,而是疾病被当作了邪恶的标志,某种被惩罚的东西的标志。”在桑塔格看来,诸如结核病、艾滋病、癌症等在社会演绎中被一步步地隐喻化,从“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”转换成了一种道德批判,并进而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的过程。

在“老传统基本消失,新传统名存实亡,在荒凉的传统道德殿堂废墟上,并无新建筑应运而生”的时候,要打赢“梅毒”、“艾滋病”这场硬仗,首要的是重铸我们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。

之所以称又,是因为“梅毒”与“广东”二者之间有些渊源。明朝藏书家俞弁《续医说》指出:“弘治(明)末年,民间患恶疮,自广东人始。吴人不识,呼为广疮。又以其形似,谓之杨梅疮。”与广东成为“梅毒大省”相呼应的是,中国梅毒病发率正在“低调复燃”。2010年,著名医学期刊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指出,自从青霉素普遍使用以来,“还没有哪个国家的梅毒发病率出现过如此大幅度的增长。”

今天,我们国家虽然正在努力将“梅毒”、“艾滋病”等去政治化,但在私底下,却仍盛行“道德洁癖”症。这从《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》中就可以窥探一二,包括艾滋病、梅毒等患者被排除在了公务员的范畴,理由何在?!政府经常强调要平等对等艾滋病患者,但首先歧视艾滋病患者的,不是别人,正是这些规章和制度。我们是应该反对滥交,反对婚外性行为,但这种倡导,应以对方发自内心的“信仰”为基础。公权力“坚壁清野”似的道德化,只会适得其反。

这种“隐喻”在新中国的历史中清晰可见。新中国成立前后,我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禁止卖淫运动,到1964年,中国郑重宣布:“中国已基本消灭性病。”外媒惊呼这是“东方的奇迹”。然而,这种性病的“消灭方法”无疑是以牺牲人民的自由为代价。当梅毒渐渐淡出公众视野的时候,也是中国走向道德洁癖、政治狂热和群体性迫害的时候。当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钟声敲响,洪水闸门被打开,梅毒就立刻卷土重来,而且挟裹着世纪瘟疫“艾滋病”。自上而下的“政治动动”消灭不了梅毒,只会在“解禁”后产生“报复性”的反弹。

然而,政治和宗教的参与,却往往令“禁欲”矫枉过正。在梅毒的传播过程中,西方国家也曾一度陷入“迫害”的怪圈。在十六和十七世纪间,西欧约有四万至六万人被当作“巫人”处死,受害者大部分女性。英国社会学者安德列斯基就认为,这场运动很大的原因是梅毒以及由此产生的禁欲倾向的结果。当历史翻过这黑暗的一页,“自由”与“民主”才真正降临。与腐化堕落、被“梅毒”侵蚀的君主贵族相比,践行禁欲道德的个人、家庭和国家,免于瘟疫的机会更多。